扬雄蜀王本纪与古蜀传说探析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2020-05-25 16:40:42 来源:腾讯国风 作者:责任编辑NO。杜一帆0322

内容提要:古蜀时代,传说有五个王朝,扬雄《蜀王本纪》就有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为了解和探讨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自上个世纪以来,随着成都平原诸多古城址、三星堆与金沙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揭示了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可知传说的古蜀王朝并非子虚乌有。扬雄《蜀王本纪》记述的古蜀传说,终于得到了印证,但仍有许多疑问,要求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古蜀;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三星堆;金沙遗址

一.关于《蜀王本纪》作者的争议

《蜀王本纪》是了解和研究古蜀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史料,相传为西汉扬雄撰写。虽然《汉书·扬雄传》中没有提到此事,但在《隋书·经籍志》中已有“《蜀王本记》一卷,扬雄撰”的记载〔1〕;《旧唐书·经籍志》则明确记载为“《蜀王本纪》一卷,扬雄撰”〔2〕;《新唐书·艺文志》也说“扬雄《蜀王本记》一卷”〔3〕。在晋、唐、宋代的文人著述中,《蜀王本纪》常被引用,皆称扬雄所作。《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中,也是说扬雄《蜀王本纪》,并无异辞。

东汉张衡撰写《思玄赋》中有“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后汉书·张衡列传》记录了此文,唐李贤等注释就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曰: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为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4〕。梁朝萧统编《文选》卷十五亦收录了张衡《思玄赋》,唐李善注释此句,也引用了“《蜀王本纪》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5〕。李贤与李善的注释,二者引用的文字略有差异,应是转述原文,由此可知扬雄《蜀王本纪》是当时诸多文人学者相当熟悉的一部著作。

左思撰写《蜀都赋》称“夫蜀都者,盖兆基于上世,开国于中古,廓灵关以为门,包玉垒而为宇,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文选》卷四收录了左思的《蜀都赋》,刘逵注释曰“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故曰兆基于上代也。秦惠王讨灭蜀王,封公子通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张若与张仪筑成都城。其后置蜀郡,以李冰为守”〔6〕。唐代诗人李白《蜀道难》描述曰:“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显然也是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记述,并加以了文学的夸张。这些例证,都显示了扬雄《蜀王本纪》的影响。

扬雄学识渊博,擅长辞赋,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在史学方面也有所涉猎。东汉王充《论衡·须颂》就说:“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7〕。《后汉书·班彪传》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李贤等注释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8〕。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载:“《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东汉初“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另撰史以代之。后来班固又撰写了《汉书》,取代了扬雄等人的撰续之作,故而其书无传〔9〕。

扬雄撰写的汉代历史之书,虽然被取代而失传了,但他涉猎史学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常璩《华阳国志·序志》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谁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10〕。这是说司马相如、扬雄都搜集过蜀地的奇闻轶事与民间传说,并加以整理撰写成书了。按照常理,撰写历史著述,首先要搜集资料,然后要加以整理和记录。扬雄曾撰《方言》,研究过蜀地的民俗,又撰写过《蜀都赋》,熟悉蜀地的地理历史,对蜀地流传的古蜀轶闻加以搜集并撰写成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北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一九《扬雄别传》亦曰:“扬雄在蜀时尝著《蜀王本纪》、《蜀郡赋》,以极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实。又尝录宣帝以至哀平纪传皆备,其后班固因之”。说的便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四川茂县牟托石棺葬墓地遗址

再从唐宋以来的各种类书看,譬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大型官修类书都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又比如唐朝虞世南《北堂书钞》、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南宋王应麟《玉海》,以及明代陶宗仪《说郛》等,也都引用了扬雄《蜀王本纪》中的古蜀传说。编撰这些类书的都是历代有识之士或著名学者,他们对古籍真伪的鉴别能力,应该是没什么疑问的。由此可见,扬雄曾撰写过《蜀王本纪》,当无可疑。

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扬雄《蜀王本纪》的最大特点,就是传说色彩过于浓郁。其实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古蜀邈远,辑录民间流传的古蜀轶闻故事,肯定不同于史家之言。譬如说古蜀三代蜀王皆神化不死,荆人鳖灵死后尸化西上,杜宇之魂化为子鹃,就有点怪异。常璩对此,曾提出疑问,“汉末,汉中祝元灵性滑稽,用州牧刘焉谈调之末,与蜀士燕胥,聊著翰墨。当时以为极欢,后人有以为惑。恐此之类,必起于元灵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11〕。有人认为常璩此言,似指《蜀王本纪》非扬雄之书,而是后汉时祝元灵之书伪托。但细读常璩所述,不过是以元灵为例,主要是怀疑传说的真实性,恐与史实不符,所以要智者加以辨别。

顾颇刚先生就指出:“扬氏生于汉,其时离蜀国之亡不过三百年,民间传说犹有存者,故多摭取里巷之谈以成书……扬氏所录固多不经之言,而皆为蜀地真实之神话、传说。常氏书雅训矣,然其事既非民间之口说,亦非旧史之笔录,乃学士之文人就神话、传说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饰者”,常璩“以为此等不合理性之故事皆出于滑稽之流之信口编造,扬雄之书或经其窜乱。此则表示常氏全不认识神话、传说之本来面目”〔12〕。扬雄善长辞赋,属于创作,文辞绮丽典雅;撰写《蜀王本纪》则属于实录,保留了民间神话传说的原来面貌,显得怪异不经应该是正常现象,这也正说明了此书正是扬雄所著。其实,自从《蜀王本纪》问世以来,基本上没有人对其作者的真假有过质疑。直到近世,才有学者对传统说法提出了一些异议。

徐中舒先生就曾置疑《蜀王本纪》的作者与年代,认为《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只是杂记蜀事之书,除记述有关蜀王事迹以外,还杂记与蜀王无关之事,其荟萃成书,当在刘焉、刘备相继统治益州之时。认为“《蜀本纪》或《蜀王本纪》的作者是蜀汉时代的谯周而不是西汉末年的扬雄”〔13〕。

但有学者指出,《蜀王本纪》记载的时间上限是蚕丛鱼凫的上古时期,下限直西汉宣帝时期,可见《蜀王本纪》成书于西汉时期;其次是《蜀王本纪》的内容与扬雄受神仙道家思想影响相契合;再者是从众多的文人史籍中引用此书皆称扬雄《蜀王本纪》,也足以证明《蜀王本纪》是扬雄撰写〔14〕。

任乃强先生也认为,《蜀王本纪》为汉代人所记蜀人传说,常璩“序蚕丛开国至禅位开明氏,大抵取材于《蜀王本纪》(一称《蜀本纪》或《蜀纪》)”,“今有扬雄《蜀王本纪》辑本,残阙已甚,又多异文,不足以验其是否原书本语”,“综上诸说,知各家皆出于扬雄之书,而颇变其文字,体会亦各不同。扬雄生长于郫,去周世亦不甚远,所得于故老之传说,足资依据”〔15〕。

蒙文通先生则提出了另外的分析看法,“从《蜀王本纪》佚文和常氏《蜀志》对读,可见《常志》大部是依据《本纪》。今所见《本纪》佚文,最晚的事是汉宣帝时穿盐井。《常志》也是在这一条后,接着便总论两汉人物。常氏叙事也止于此,可见《本纪》所记实止于此。足证这是西汉时书,可能还在扬雄稍前一点。朱逷先先生据《常志·序志》以为作《蜀王本纪》有多家,今群书所引佚文未必皆扬书;又常有异说参差,必非一书。按《隋书·经籍志》仅扬雄一家书存,征引《蜀王本纪》者皆唐宋人书,当只能根据扬雄一家。虽刘逵、裴松之、刘昭亦有所征引,但皆与唐宋人所引文同。其间所存异说,自是本书兼存异闻,《常志》亦是如此,不足为异”〔16〕。蒙文通先生认为,汉代记录古蜀传说的可能有多家,扬雄撰写的《蜀王本纪》应是其中一种,此后诸书失传,隋书记录只有扬雄《蜀王本纪》尚存世,后来唐宋文人引用此书,并兼存异闻,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关于扬雄的著作,《四库全书总目》记述云:“《扬子云集》六卷,汉扬雄撰。案:《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皆载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谭愈始取《汉书》及《古文苑》所载四十余篇,仍辑为五卷,已非旧本。明万历中,遂州郑朴又取所撰《太元》《法言》《方言》三书及类书所引《蜀王本纪》琴清英诸条,与诸文赋合编之,釐为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17〕。总而言之,扬雄撰写《蜀王本纪》,应该是实有其事的。但原书流传亡佚,被人传抄引用,掺和了异闻,今天看到的扬雄《蜀王本纪》已是后人的辑本。

二.古蜀三代的传说与遗迹寻踪

古蜀历史上,有关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的记载,通常认为是古蜀国的五个王朝。扬雄《蜀王本纪》就记载了古蜀国的诸多传说,这些记载虽然简略,却为了解和探讨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扬雄《蜀王本纪》说:“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已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时蜀民稀少”〔18〕。扬雄关于古蜀的记述,传说的色彩比较浓郁,并掺杂了巴蜀地区的神话与仙话的成分,但也透露了早期古蜀王朝的兴衰更替,曾相继经历了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的故事。后来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叙述古蜀历史,便因袭了扬雄《蜀王本纪》的说法,并力图将古蜀传说与华夏历史相衔接,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又说“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19〕。常璩的叙述,与扬雄如出一辙,同样属于传说,显得有点迷茫。其中有许多疑问,要求我们加以探讨。

金沙遗址出土小型青铜立人像

先说古蜀三代,通过扬雄和常璩的记述,可知古蜀历史上确实有过蚕丛、柏灌、鱼凫三个王朝,但这三个王朝的史迹却比较模糊,汉代的扬雄和晋代的常璩都所知甚少,只留下了一些传说的影子。要揭开古蜀历史之谜,考古资料就成了我们很重要的依据。从考古发现看,成都平原上发现了新津宝墩古城遗址群,揭示了早在4千多年前的蜀地就已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的曙光,可见传说中的蚕丛时代并非子虚乌有。广汉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揭示,3千多年前这里已经有了规模宏大的王都,特别是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以及后来成都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终于撩开了古蜀神秘的面纱,露出了璀璨的面容。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品

关于蜀的来源,应该和蜀山氏有关,先是族名,后来建立蜀国成了国名。古代文献中有黄帝与蜀山氏联姻的记载,说明古蜀的历史确实是非常久远的。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悳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20〕。这段记载中提到了黄帝与古蜀的两次联姻,先娶西陵之女为正妃,又为其子娶了蜀山氏女。在其他古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山海经·海内经》就有“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的传说。《帝王世纪》、《世本》、《大戴礼·帝系篇》等也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颛顼母濁山氏之子,名昌仆”,“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的记述。袁珂先生考证说,蜀,古字通濁,《世本》说的“濁山氏”也就是蜀山氏〔21〕。与黄帝同时期的蜀山氏,很可能是岷江上游最早养蚕的部族。有学者认为,蜀山氏因为长期养蚕和纺织丝绸,后来便以蚕为族名,称为了蚕丛氏。蚕和蜀,其实都是和养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说文》解释蜀字,就是“蜀,葵(桑)中蚕也”的意思〔22〕。以蚕作为族名,说明古代蜀人很早就发明和驯养桑蚕了。学者们大都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蜀山氏又被称为蚕丛氏。任乃强先生就说“是故蜀山氏,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转施之于中原地区。故其子娶于蜀山氏。疑西陵氏居地与蜀山氏近,故传其术于中原独早。然则蚕丛氏在黄帝之先已养蚕矣”〔23〕。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中也论述,蜀山氏是最早“拾野蚕茧制绵与抽丝”的部族,到了“西陵氏女嫘祖为黄帝妃,始传蚕丝业于华夏”〔24〕。

叠溪“蚕陵重镇”石刻,传说与古蜀蚕丛氏有关

关于西陵,据学者们研究,西陵就在古蜀的岷江河谷,如邓少琴先生认为,西陵就是蚕陵,黄帝所娶西陵氏女当为蚕陵氏女,蚕陵就是今天的四川旧茂州之叠溪〔25〕。叠溪西面有蚕陵山,根据当地口碑流传,据说叠溪城北山上有蚕丛墓,蚕陵山之名便与此有关。由于年代久远,蚕丛墓究竟在蚕陵山的何处,已难以寻觅。但民间传说由来已久,绝非凭空杜撰。后来的文献史料,对此也有一些明确的记述。例如《蜀水考》卷一就记述说:岷江“南过蚕陵山,古蚕丛氏之国也”〔26〕。《蜀中名胜记》卷六对蚕丛的遗迹也作了记述。学者们对叠溪与“蚕陵”都非常关注,认为这里很可能就是蚕丛的发迹与建国之地,大都深信不疑。蒙文通先生就认为“可能古代蚕丛建国即在蚕陵”〔27〕。任乃强先生也认为,叠溪发现古碑有“蚕陵”字,“可以肯定蚕丛氏是自此处发迹的”〔28〕。蒙文通先生、任乃强先生、邓少琴先生,都是近现代研究古蜀历史的权威学者。他们都以为以茂县为核心区域的岷江上游河谷是蚕丛故里,应该是古蜀历史上一个比较可信的重要史实。

岷江上游的叠溪河谷

岷江上游河谷是蚕丛的故里和崛起之地,扬雄《蜀王本纪》佚文有“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之说〔29〕,联系到后世传说的蚕丛事迹大多在岷江上游,可知蚕丛起初可能是栖息于岷江河谷地区以牧业为主兼营狩猎与养殖的部族,后来才由岷江河谷逐渐迁入成都平原。考古发现也揭示了岷江上游河谷曾是古蜀先民的栖息地,譬如营盘山的考古发现,以及岷江上游河谷发现石棺葬多达上万座,便给予了充分的印证。蚕丛为何需要举族迁徙?我认为,最关键的至少有两大原因:一是发展所需,二是灾害迫使。首先从发展所需方面来看,岷江上游河谷的生存环境比较狭窄,随着古蜀族人口的增多与势力的扩充,必须开拓疆域,寻求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行。其次从灾害迫使方面来看,很可能当时发生了大地震,而且这样的大地震每隔几十年便会发生一次,也促使蚕丛下决心率领族人迁出了岷江上游河谷。如《古本竹书纪年》说黄帝“七十七年,昌意降居弱水……一百年,地裂”,殷商时期也发生过“地震”、“瞿山崩”〔30〕。岷江上游河谷自古就是地震多发地段,大地震促使了蚕丛的迁徙,应该是一个关键性的原因。古代蜀人在成都平原上修筑城市和都邑,最初是从靠近岷山的西北部边缘地带开始的,然后沿着岷江支流河道两岸台地逐渐向平原腹心地区推进。最初修筑的早期城市规模较小,后来不断扩展,到殷商时候的三星堆古城已蔚为壮观,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更是规模宏大,这不仅与先后选址筑城的地理条件有关,也与不同时期古蜀国或古蜀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强弱有着较大的关系。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头像,巾帼英豪的形象

蚕丛迁徙进入成都平原之后,叠溪作为蚕丛故里,依然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圣地。古蜀王朝的祭祀活动非常兴盛,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就是祭祀神山。例如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就刻画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而神山指的就是蜀山。说得明确一点,叠溪的蚕陵山便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神山。因为蚕丛是从这里崛起并创建蜀国的,而且传说蚕丛的王陵也在这里,所以神圣的蚕陵山便成了古代蜀人心目中永恒的崇拜象征。古代蜀人由此而形成了魂归天门的观念,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说李冰为蜀守时,“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31〕。常璩《华阳国志》也记载李冰为蜀守时,说李“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濆。汉兴,数使使者祭之”〔32〕。后来的《水经注·江水》中也有相同记述,说岷山是大江源头,“至白马岭而历天彭阙,亦谓之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见氐道县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阙,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33〕。岷山也就是蜀山,古人认为这里是大江之源,也是古蜀先民的发祥之地。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岷江上游的蜀山在古代蜀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而天彭阙作为天门观念的象征,也就成了崇尚与祭祀的对象。

后世为了纪念蚕丛,曾修建有蚕丛祠,有些地名也与蚕丛有关,并称蚕丛为青衣神,有些地方还修建了青衣神庙,传世文献对此记载颇多。在岷江穿越丛山进入成都平原的地方,自古以来曾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古地名,便与蚕丛氏南迁的史迹有关。《宋本方舆胜览》卷五十一记述:“成都古蚕丛之国,其民重蚕事,故一岁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蚕器於其所者号蚕市”;古代成都曾修建有蚕丛祠以祭祀教人养蚕的蚕丛氏:“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青衣神,在圣寿寺”〔34〕。《大明一统志》卷六十七也说:“蚕丛祠在府治西南,蚕丛氏初为蜀侯,后称蜀王,教民桑蚕,俗呼为青衣神”;卷七十一又说青神县又名“青衣县,盖取蚕丛氏青衣以劝农桑为名”;当地修建有“青衣神庙,在青神县治北,昔蚕丛氏服青衣,教民蚕事,乡人立庙祀之”〔35〕。《蜀中名胜记》卷十五也记述说:青神县的得名与蚕丛有关,“青神者,以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是也”〔36〕。因为蚕丛是古蜀国的开创者,数千年之后人们仍在怀念他倡导养蚕和教民农事的功绩,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

柏灌是蚕丛之后的蜀王,扬雄《蜀王本纪》就说“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说蚕丛先称王,“次王曰柏灌”。扬雄记述的柏濩,与常璩记载的柏灌,一字之差,可能是后世文献在传抄上出现的问题,使字形发生了讹变,显然是同一个人。蒙文通先生就认为“濩”是字误,应是古籍传写之误〔37〕。常璩记载的柏灌,可能更准确一些。但记载只有寥寥数字,关于柏灌的故事与兴衰去向语焉不详,是一个很大的谜。有学者认为,柏灌率领族人跟随大禹治水,很可能迁往了中原〔38〕。这个看法颇有见地,因为大禹治水首先就是从蜀地开始的。根据《禹贡》和《蜀王本纪》等古籍记载,西蜀岷江在五帝先秦时代曾是水患比较严重的地区,《禹贡》中数次提到大禹由“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岷嶓既艺,沱潜既道”〔39〕,说明大禹先用导山治水的办法治理岷江,取得了成功,才推广到了九州。大禹治水的过程中间,有跟随他的本族队伍,也有追随他的其他部族,斟灌族随同大禹治水并去了中原,确实具有较大的可能性。但柏灌轻易放弃蜀王之位,也有点不可思议。推测当时蜀国很可能发生了激烈的王位之争,被强悍的鱼凫夺走了王位,柏灌失国之后,这才不得已率众而走。若按时代推算,跟随大禹治水去了中原的斟灌族,应是柏灌王的后代子孙,这样才更加合情合理。

鱼凫是古蜀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部族,继蚕丛与柏灌之后统治了蜀国,是古蜀历史上第三个王朝。鱼凫原为鸟名,是善于捕鱼之鸟,鱼凫族以此为名,透露了对渔业的崇尚,说明是一个嗜好渔猎的民族。扬雄《蜀王本纪》和常璩《华阳国志·蜀志》都有“鱼凫王田于湔山”的记载,任乃强先生考证说,“湔水,今彭县北海窝子河是也,出‘关口’注于沱江(郫河),古称‘湔水’”;“海窝子,古称瞿上”;瞿上亦是彭县北的重要关口,有的地理志书指为天彭门〔40〕。宋代罗泌《路史前纪》卷四说“蚕丛纵目,王瞿上”,罗苹注曰“瞿上城在今双流县南十八里,县北有瞿上乡”。罗苹的说法,显然是对瞿上的另一种解释了。刘琳先生说,“按其方位,在今双流县南黄甲公社境牧马山上。新津文化馆藏县人李澄波老先生实地考查后的手稿记载:‘瞿上城在今新津县与双流县交界之牧马山蚕丛祠九倒拐一带’。与《路史》所载大体相合”〔41〕。瞿上究竟是在彭县北的海窝子?还是在双流与新津交界的牧马山一带?两种说法不同,而且两地相距颇远,学者们对此也看法不一,并无定论。我觉得任乃强先生的看法是颇有道理的,罗苹的解释臆想的色彩较重。因为古蜀邈远,史实迷茫,所以后人常有附会。《路史》顾名思义,就是道听途说的历史,很多记载都比较杂乱,并不可信。总而言之,两种说法并不一致,都是推测,只能作为研究古蜀历史的参考。

鱼凫王朝的都邑究竟在哪里?据唐代卢求《成都记》说“古鱼凫国,治导江县”,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六引用了这个记述,说蜀汉时刘备将这里设置为都安县,属汶山郡,周武帝并入益州之郫,唐初改为盘龙县,又改为导江县,孟蜀改导江为灌州〔42〕。导江是秦并巴蜀之后的县治名称,其具体位置,大约在现代的灌县(今称都江堰市)南一带。

上面引用的这些记述透露,古蜀国的鱼凫族可能就居住在导江一带,鱼凫王朝也可能在这里建立过最初的都邑。但这些都是唐代诗人与宋代文人记述的说法,传说的色彩很浓,只能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此外还有一些关于鱼凫的传说,宋孙寿《观古鱼凫城诗》自注云:温江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刘琳先生说,“据嘉庆《温江县志》,在县北十里,俗称古城埂”〔43〕。根据考古发现,温江确实有鱼凫古城遗址,其时代大约始筑于新石器晚期,后来延续使用的时间非常久远,蜀汉时期仍被使用,唐宋时期城址尚存。导江和鱼凫城,可能都是鱼凫王朝使用过的早期都邑。

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小青铜人像(男像)

宝鸡弓鱼国墓地出土青铜人像(女像)

鱼凫王朝统治古蜀国的时间比较久长,这个时期已经像夏王朝一样实行王位世袭制度了,从第一代鱼凫王到后来的末代鱼凫王,很显然延续了很多代。《古文苑》章樵注引《蜀纪》说“上古时,蜀之君长治国久长”,说的便应该是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情形。考古发现在这方面也提供了大量的资料,给予了很好的印证。跟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繁衍,鱼凫王朝的势力日渐强势,于是又择地修建了规模更为宏大的王城。三星堆古城应该就是鱼凫王朝所建的一座新都城,其规模的宏大和占地面积的广阔(约达2.6平方公里),充分展示了鱼凫王朝鼎盛时期的一种兴旺景象。考古发现揭示,三星堆遗址分四期,依次约当新石器时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星堆遗址先后延续的时间可能有几百年,出土有大量与鱼凫族有关的陶器之类,都属于鱼凫王朝的遗存。特别是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鸟头勺柄,长喙带钩,极似鱼鹰,通常都认为与鱼凫族有关。三星堆一号坑所出金杖上的图案,有人头、鸟、鱼,鸟的形象,与勺柄上的鸟头一致,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鱼凫族的文化遗存。

三星堆出土的金仗与图案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量青铜雕像和器物,显而易见也是鱼凫时代的文物,说明当时的青铜文明已达到了相当灿烂辉煌的程度。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纵目人面像

鱼凫王朝拥有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树底座上,雕刻有身穿铠甲的武士像,便是一个重要的印证。在商周之际,古蜀国曾派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行动。《尚书·牧誓》说当时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参与了军事行动〔44〕,《古本竹书纪年》也有周师伐纣的记述,“冬十有二月,周师有事于上帝。庸、蜀、羌、毛、微、卢、彭、濮从周师伐殷”。“遂东伐纣,胜于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之”〔45〕。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作了明确记载:“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46〕。蜀王派军队参加了周武王灭纣的战争,学者们大都认为,这应该是鱼凫时代的事情。但从时间上推测,显然不是第一代鱼凫王,而是鱼凫王朝中期或后期发生的事情了。那么,鱼凫王朝的结束,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蜀王本纪》记载说“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透露出鱼凫王是在湔山田猎的时候,突然仙化了。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湔山是都江堰附近的山林之地,田猎也就是王者的狩猎了,仙化则是一种很含蓄的说法,当然不是成了神仙,而是从此不知去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有学者认为《蜀王本纪》说的鱼凫“仙去”与三代蜀王“皆神化不死”,其实“均为战败而亡之义”〔47〕。很可能是杜宇崛起之后,采取军事行动,乘着鱼凫王在湔山田猎的时候,发起了突然攻击,击败了鱼凫王,总而言之,由于鱼凫王的突然“仙化”失踪,鱼凫王朝也就此终结了,古蜀国江山易主,杜宇从此成了新的蜀王。

鱼凫王朝覆灭之后,鱼凫族四散逃亡,有一部分鱼凫族人辗转北上,到达了宝鸡,建立了国。宝鸡茹家庄发现有国墓地,很可能就是鱼凫族人的墓葬。茹家庄一、二号墓出土的小型青铜人像,那夸张的握成环形的巨大双手,完全继承了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双手造型的风格〔48〕。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群巫之长与蜀王的象征

也有一部分鱼凫族人逃进了蜀国的山林,或是流亡到了西南各地,后来等到局势平静,又逐渐回到了原先生活的地方,或者留居在了川西地区,成为了杜宇王朝的顺民。扬雄《蜀王本纪》对此便有记载,先说鱼凫王仙化后,“其民亦颇随王化去”,说的便是鱼凫族人的逃亡之事;又说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49〕,记述的便是一部分鱼凫族人归顺了杜宇王朝。

三.望丛时期的故事与史实探析

杜宇是鱼凫之后的蜀王,建立了古蜀第四王朝。关于杜宇的出生,扬雄《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坠止”,说得很含糊,使人不得其解。若从字面看,“从天坠止”似乎就是天生英才之意了。又说“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江水》引来敏《本蜀论》也沿袭了这一说法:“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50〕。这些记述显示出较为浓郁的传说色彩,对杜宇与朱利有明显的神化倾向。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则说的比较实际:“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朱利究竟是什么地方人?学者们对此曾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扬雄《蜀王本纪》关于杜宇与朱利的记述,因文字断句和读法的不同,很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如有的学者将其断句读为“杜宇,从天坠,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宇妻”。进而认为杜宇是从朱提(今云南昭通)来的,朱利是江源(今崇州)人。但常璩说的很清楚,朱利应该是朱提人,是梁氏部族之女,后来入蜀游览,到了江源,结识了在当地发展农业的杜宇,两情相悦,成了杜宇的王妃。常璩是崇州人,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如果朱利真的是江源(崇州)土著,常璩是决不至于说错的。朱利和杜宇都是古蜀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地方志书对待名人皆会以此为荣,哪有将家乡名人说成是其他地方之人的道理呢?所以,关于朱利的来历,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常璩的记述。明代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说成都府北三十里,有天回山,扬雄《蜀记》以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认为天回山的原意便与“天隳”的传说有关,显而易见杜宇就降生于此。到了后世,唐玄宗幸蜀返跸之后,土人呼为“天回”,才附会成了天回镇也〔51〕。关于朱利从井中出,有学者认为说的是天文上的井宿而非水井,与“从天而降”含义相似。总之杜宇和朱利在江源联姻了,杜宇得到了朱利和梁氏部族的支持,并因之而崛起,成了新的蜀王。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璋及其图案

杜宇成为新的蜀王之后,曾大力提倡耕、牧、工、商,拓展蜀国的疆域,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在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郫县建立了都邑,并将蚕丛时代的瞿上城作为别都,成为当时华夏中国一方相当繁荣昌盛的区域。到“七国称王”的时候,“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52〕。这时的蜀国疆域,是一片相当广阔的领域,除了成都平原和川西盆地的丘陵地带,还囊括了汉中平原以及贵州、云南的大部分地区。

杜宇身居王位的时间比较长久,据《文选》张衡《思玄赋》李善注引《蜀王本纪》说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53〕。后来蜀国发生了大水灾,《太平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说“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54〕。杜宇任用鳖灵治水,其间与鳖灵之妻发生了恋情,由此而导致了蜀国王位的更替。扬雄《蜀王本纪》说“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55〕。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巂”字下也有同样记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惭,亡去为子巂鸟”〔56〕。《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十三州志》也说“望帝使鳖冷治水,而淫其妻。冷还,帝惭,遂化为子规”〔57〕。犹如荷马史诗中海伦的故事一样,古代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人和特洛亚人为了美丽的海伦而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战争,杜宇的风流韵事也导致了两个王朝的更替。到了晋代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时,也许觉得此事不雅,而略去了这一重要情节,只记述了此事的结果:“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58〕。《华阳国志》是研究古蜀历史的案头常备之书,由于常璩的省略,致使后来研究古蜀历史的学者们,亦大都忽略了这个故事。徐中舒先生认为,杜宇化鹃本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许慎是经学家,“淫其相妻”不合于儒家伦常道德,所以称其“惭,亡去”。点金成铁,实在糟蹋了这个故事。李商隐诗曰“望帝春心托杜鹃”,才是这个故事的正解〔59〕。实际上,这个故事透露的信息是如此丰富,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真相就掩藏在这个故事后面。由杜宇王朝更替为开明王朝,正是这件事情使古蜀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个是教民务农拓展疆域曾经雄视天下的望帝杜宇,一个是才略过人治水创立奇功赢得蜀人爱戴的蜀相鳖灵,两人之间的政权更替当然不会风平浪静。古人在文献记载中大都认为,此事当然是杜宇“德薄”之错,但后来的研究者也对此提出了疑问,这会不会是一个有意安排的阴谋呢?因为此事的结果是直接导致了政权的更替,由鳖灵取代杜宇而建立了开明王朝。史料中的“禅授”或“禅位”其实是很难自圆其说的。爱情和阴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屡见不鲜,望丛时代显然也不会例外。扬雄《蜀王本纪》等史料中说杜宇委国禅让给鳖灵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或说“升西山隐焉”,便隐约透露出了杜宇往岷江上游大山深处逃亡而去的信息。《太平寰宇记》则说得更为明确,杜宇显然是被推翻的:“望帝自逃之后,欲复位不得,死化为鹃,每春月间,昼夜悲鸣,蜀人闻之曰,我望帝魂也”〔60〕。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怪神》引《楚辞》的一条记载,说“鳖令尸亡,泝江而上,到崏(岷)山下苏起。蜀人神之,尊立为王”〔61〕。也说明鳖灵推翻了杜宇王朝,成了新的蜀王。于是,杜宇王朝华丽的宫室和整个蜀国的权力都落入了鳖灵之手。文献记载说,鳖灵即位后,称为丛帝。后来,开明王朝延续了十二代,开创了古蜀历史上另一个重要时代。《华阳国志·蜀志》说,丛帝之后为卢帝、保子帝等,“凡王蜀十二世”,到秦惠王灭蜀后才结束了开明王朝的统治。

望丛祠内的古望帝之陵

望丛祠内的古丛帝之陵

杜宇由于好色“德薄”失去王位隐入西山后,蜀国百姓仍旧怀念他“教民务农”的恩惠,每当早春二月杜鹃鸟啼,农耕即将开始的时候,蜀人便会想到望帝,为杜宇晚年的失国逃亡而感到悲伤。怀着这种感情的蜀人于是便在灌县城西枕山临水的地方建起了望帝祠,以表达对杜宇的纪念。到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公元494-498年),益州刺史刘季连将望帝祠迁到郫县,与纪念鳖灵的丛帝祠移建在一起,称为望丛祠,而将灌县原址更名为崇德庙,以祭祀李冰。

郫县望丛祠内的望帝和丛帝纪念馆

移建后的望丛祠在宋朝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建,明末战乱中遭到破坏,清代乾隆以后又重新修复。这两座成都平原上最古老的帝陵,如今位于成都市郫县城郊,这里古柏森森环境幽雅,已成为人们经常去游览凭吊的一处人文古迹。

四.末代蜀王的轶事与秦并巴蜀的传说

开明王朝一共延续了十二代。从文献史料记载看,前期的开明王朝,是比较奋发图强的。扬雄《蜀王本纪》说:“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帝生卢、保,亦号开明”。“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62〕。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开明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僚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筍是也,号曰筍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黄、白帝也。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63〕。这些记载就讲述了开明王朝开疆拓土的历史,后来建都于成都,修筑了王城,经过数代蜀王的努力,形成了社会的繁荣,达到了国力的鼎盛。

末代蜀王的时候,已经不图进取,只求享乐了。蜀王喜欢音乐歌舞,而且比较好色。扬雄《蜀王本纪》中说:“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将其妻女适蜀。居蜀之后,不习水土,欲归。蜀王心爱其女,留之。乃作伊鸣之声六曲以舞之”。又说“武都丈夫化为女子,颜色美好,盖山之精也。蜀王娶以为妻。不习水土,疾病欲归。蜀王留之。无几物故。蜀王发卒之武都担土,于成都郭中葬之。盖地三亩,高七丈,号曰武担。以石作镜一枚,表其墓,径一丈,高五尺”〔64〕。扬雄《蜀王本纪》中的这两条记述都提到了蜀王喜爱武都女子,所谓“丈夫化为女子”可能是女扮男装,也许是为了出游的方便。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述:“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65〕。扬雄记述的是两种说法,常璩选取了其中的一种说法。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三引《蜀记》,也有相同记载:“武都山精,化为女子,美而艳。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东平》之歌以悦之。无几,物故。王乃遣武丁于武都担土为塚,盖地数亩,高七尺。上有一石,圆五寸,径五尺。莹澈,号曰石镜。王见,悲悼。遂作《臾邪》之歌,《龙归》之曲”。又引《路史》说“开明妃墓,今武担山也。有二石阙,石镜。武陵王肖纪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体如冰,掩之而寺其上”。据说蜀王为了和爱妃享乐,在成都的王宫里还特地建造了奢华的楼阁。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引李膺记云:“开明氏造七宝楼,以珍珠为帘,其后蜀郡火,民家数千与七宝楼俱毁”〔66〕。总之,末代蜀王是位好色的君王,发现了武都女子的“颜色美好”,便将其“娶以为妻”了。蜀王的好色,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后来秦人正是利用了蜀王的这个毛病,策划了巨大的阴谋。

古蜀有五丁的传说,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说“天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五丁也有记载,说“时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太平御览》卷五五八与卷八八八,对五丁力士也有记载。这些记载的传说色彩比较浓郁,其中既有一定的真实性,也有比较夸张的描述,同时也有较为明显的疑问。古蜀历史上是否确实有五丁力士?五丁力士的故事是否可信?学者们对此曾有不同的解释与分析看法。

蒙文通先生认为:“《常志》说开明九世,‘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秦惠王时,蜀‘遣五丁迎石牛’。从开明九世到十二世应该有百年,前后服劳役的都是五丁。显然十二世三百余年间,都有五丁服沉重的劳役,可见五丁就不是偶然天降的五个大力士了。《春秋繁露·王道》说:‘梁内役其民,使民比地为伍,一家亡,五家杀’。蜀的五丁,想来和梁一样,是一种劳役组织形式,可能是一种奴隶社会制度”〔67〕。

任乃强先生认为,“五丁力士,丁与个字古文无区别,犹云五大力士也。可能是此蜀王有忠勇奴隶,编为五军”〔68〕。按照任乃强先生的推测,认为五丁应该是开明王朝末代蜀王的五支部队,能力超群,战斗力极强,属于特种部队的性质。但古代部队皆有主帅或将领,有的部队称号就是以主帅或将领之名而来的,譬如历史上的岳家军、戚家军,就是例子。由此可知,如果说末代蜀王有五支部队,那么五丁力士也应该是率领五支部队的将领之名才对,这样才比较合情合理。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科技不发达,属于冷兵器时代,谁的力气大武艺高强,谁就能称雄于世,所以古人赞赏大力士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时就有任鄙、乌获、孟说三人,都是力能举鼎的大力士。秦武王继位后,尤其崇尚武力,“武王有力好戏,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王与孟说举鼎,绝髌。八月,武王死,族孟说”〔69〕。司马迁记载的人物与事件,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历史故事。既然秦惠王有数位大力士,蜀王身边也同样有五丁这样的大力士,而且力气更大,更忠勇更威猛,也是符合情理的。总而言之,五丁力士是古蜀的传奇人物,他们的经历与遇难都充满了传奇色彩,关于他们的传说,为后人津津乐道,也留下了许多费人猜测的难解之谜。

蜀国与秦国相邻,关系比较微妙。蜀国强盛的时候,曾向北扩张。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从万余人东猎褒谷,卒见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以礼物,礼物尽化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贺曰‘土者地也,秦当得蜀矣’”〔70〕。蜀王的狩猎,颇有耀武扬威之意,却没有吞并秦国的野心。但秦惠王就不同了,对蜀国一直虎视眈眈,表面对蜀王表示友好,暗中则秣马厉兵,随时都准备出兵攻蜀。秦国经过卫鞅变法,改革图强,到秦惠王时已成为北方强国。据史书记载,秦惠王曾与众臣多次商议如何攻取蜀国,当时秦朝的文武大臣中主要有两种意见,张仪主张先取韩,司马错主张先伐蜀。《战国策·秦策一》对此就有实录,“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将蜀国的众多部族比喻为群羊,“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认为蜀国具有地广财多容易攻取的特点,秦惠王大为赞许,于是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71〕。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对此也做了相同而详细的记载:“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72〕,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分析,决定起兵伐蜀。常璩《华阳国志》对此也有记载。

秦惠王谋划攻占蜀国,并非突然决定,而是老谋深算,有一个较长的准备过程。秦惠王在出兵之前,曾对蜀王使用了计谋。先使用了石牛计,接着又使用了美人计。扬雄《蜀王本纪》记述说“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人见之,以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养卒,以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为然。即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于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后遣丞相张仪等,随石牛道伐蜀焉。”又说“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献美女五人于蜀王。蜀王爱之,遣五丁迎女。还至梓潼,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压五丁。五丁踏地大呼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为石。蜀王登台,望之不来。因名五妇侯台。蜀王亲埋作冢,皆致万石,以志其墓”〔73〕。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记述了这两件事情,“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74〕。关于石牛计,《水经注》卷二十七引来敏《本蜀论》是这样记述的:“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75〕。还有《十三州志》的记述,与《华阳国志》大致相同,可知这是一个广为流传比较可信的历史事件。

古金牛道

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又说,“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挚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台。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名曰‘五妇冢山’,于平台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76〕。常璩的说法,与扬雄的记述基本是一致的。剔去记述中的荒诞色彩,五丁力士因为某种突然原因而同时葬身于梓潼县的山谷中,应该是可信的。五丁力士的突然遇难,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是一个很大的谜。传说曰五丁抴蛇山崩,对此事说的有点玄妙。其中很可能有自然原因,譬如遭遇了泥石流,或者遇到了突然发生的地震与山崩等。此外,也不能排除是秦人使用了阴谋,譬如布置了伏击与预设了陷阱等。总之,秦惠王使用了石牛计与美人计,利用蜀王的贪财好色与昏庸,终于获得了成功。五丁之死,犹如折断了蜀国的栋梁,秦惠王于是派遣大军,开始进攻蜀国。扬雄《蜀王本纪》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王开明拒战不利,退走武阳,获之”,又说“张仪伐蜀,蜀王开明战不胜,为仪所灭”〔77〕。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述说“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墨尉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马错等因取苴与巴”〔78〕。

成都出土的石犀

秦惠王派兵攻取蜀国之后,便开始了对蜀地的经营。在政治措施上,秦朝采用了分封制与郡县制并用的统治方式,在蜀地驻防了大量军队,但对蜀地的控制仍不放心,又实施了从秦国本土往蜀地大量移民的措施。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秦人认为“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就真实地记述了这一状况。此后秦人又从新占领地区不断移民入蜀,以此来充实蜀地,促使蜀地的经济与商贸发展。特别是秦灭六国之后,仍继续实行这种移民措施,从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将六国的贵族与富豪大量迁往蜀地。这种做法,既扩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国势力,对秦朝的统一大业来说可谓一举数得。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秦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仿照咸阳的模式修筑成都城。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遗址

干宝《搜神记》,《太平御览》卷一六六引《九州志》,曹学佺《蜀中名胜记》等,都有关于秦人修筑成都城的传说,先是筑城屡颓,后有大龟,周行旋走,依龟行处筑之,城乃得立,故而成都曾被称为龟城或龟化城。到李冰为蜀守的时候,蜀地大局已定,治理水患、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便成了李冰要做的头等大事。扬雄《蜀王本纪》说“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以厌水精”〔79〕。这个记述未免过于简单了,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对此就记述得比较详细一些:“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能知开文地理”,“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江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80〕。

都江堰

李冰像

李冰治蜀事迹甚多,涉及经济建设诸如水利、交通、盐业等许多领域,都有非凡的建树。李冰的非凡作为和杰出贡献,为蜀地民众带来了福祉,开创了新的繁荣兴旺局面,使蜀地从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综上所述,扬雄《蜀王本纪》中有很多关于古蜀时期的珍贵资料,曾为历代文人学者所引用,迄今仍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参考。

由于注释太长,从略,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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